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文脉的延续需要依靠历史文化作为载体来传递。重庆文化遗产的构成源流雄厚深广，有悠久的长达数千年的巴渝文化传统；又是抗战时期的战时首都，一时间名人聚集，留下了丰富的抗战遗址。另一方面，以红岩精神感动中国的重庆红色历史遗产，也在中国革命史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5年来，重庆市大力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加大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使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重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均呈现出一片生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包含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远眺。希腊神话里的神祇——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深情地回望过去，一副期待地朝向未来。
基于上述理由，“重庆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调查”课题组对我市40个区、县进行了调研，并发放调查问卷2 000份，对全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情况作了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出一系列科学预测。
现状描述
重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很丰富。
目前，重庆版图内星散着时间跨度较大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龙骨坡古猿人遗址、白帝城、大足石刻、钓鱼城古战场、刘伯承旧居、杨尚昆陵园、歌乐山陵园、白公馆、渣滓洞、老舍旧居、复旦大学旧址、徐悲鸿故居等文化遗迹。并且，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存留下了大批国民政府机构的遗址、外国使馆遗址和众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要人旧居、高等院校等人文景观。
近年来，重庆市从市级到各区、县政府都加大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的力度，在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沙坪坝区，有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被誉为“中国交响乐摇篮”的位于青木关镇的国立音乐院等。同样，南岸区则建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还投入资金3 000万元对黄山13处抗战遗址文物本体和文物环境进行了全面维修。
另外，由于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产生了品种繁多的传统民间技艺和一大批民间艺人，给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积淀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属于保护范围的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民间杂技、民间工艺、民间习俗多达1 200余项。其中，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极高，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历史悠久的川江号子、荣昌安陶等等。此外，金桥吹打、永城吹打、梁山灯戏、杨戏、四川评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几年来，重庆市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并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突破性措施，在文物机构、从业人员、文物藏品、业务活动、参观人次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的质量是决定文物保护好坏的重要条件。我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从2002年到2006年波动较大，其中2003年达22个，2004年又回降到8个，2005年又增加到19个，到2006年又降到14个。这表明市政府在不断调整文物保护单位的个数以适应文物保护的具体需要。2003年机构数量的增加与重庆要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任务重大有关。但之后为响应国家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市政府着眼于提高文物保护单位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要适应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进行了适当调整。
我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大体上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地方文物保护单位。我市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从4个下降到1个，针对这一情况，市政府加大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力度，在地面文物方面，重庆已完成留取资料项目98项，占规划项目的100%，原地保护项目55项，占规划项目的96%，实施落架拆除及切翻搬迁91项，占规划项目的100%。其中巫山大昌古镇、涪陵白鹤梁、忠县石宝寨与云阳张飞庙等库区文物“四大件”的保护搬迁与后期开发，更是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文物藏品
众所周知，文物藏品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文物藏品的数量并不是每年都会累加上升，有时还会下降，因为有些藏品经过岁月的风蚀极易破坏，比如壁画、佛像等，如不及时修复便会渐渐受损，再加之城市建设无意中对古遗迹造成的破坏，也会影响文物藏品的数量，比如乌江上游彭水电站的修建对龚滩古镇的破坏便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文物藏品数量的上升或降低，可直接反映出我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如何。
在2001年，重庆文物藏品量仅有83 708件，此后几年一直上升，并在2004年达到高峰，为499 121件。但在2005年藏品量下降很快，虽然在2006年又有所上升，但也仅有322 923件。当然这与三峡工程淹没了许多地区难以搬迁的文物有关。
文物藏品中的一级藏品价值最大，而且一级藏品的鉴定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一级藏品的保护和维修工作还需要较高的技术。我市的一级藏品从2001年到2006年，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增长率达到了180％，其中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1 214件和1 216件。可是2004年和2005年一级藏品的数量分别降到了806件和785件，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我市一级藏品的数量又回升到907件，对一级藏品的发掘和维护工作是重要而艰巨的。
文物保护机构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专门的文物机构来进行，因此文物机构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对我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市的文物机构在2001年为60个，在2002年和2004年达到64个后，于2006年又恢复到了60个。在文物机构中，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博物馆和文物商店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市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从2001年到2004年呈上升趋势，由39个增加到42个，但2005年到2006年又下降到了38个，比2001年还减少了1个。博物馆的数量虽有少许波动，但从2001年到2006年来总体上是上升的，由14个增加到了16个。
在文物机构的质量建设上，我市有的地区的文物机构质量较好，比如潼南县的“杨尚昆故里管理处”。2007年潼南县对杨闇公陵园、杨尚昆陵园、杨尚昆旧居、清代民居、长滩子大院等5个单位进行资源整合，成立了“杨尚昆故里管理处”，并由副县长任管理处主任，还投入资金60万元对杨闇公旧居进行了全面维修，仅从业人员就有50人之多，对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全面管理下，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规也要求对各个方面进行保护。在执行方式上，采用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方针，原则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并且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我市已经建立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研究制定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规范与命名办法，分批命名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但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策法规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虽然我市颁布了《重庆市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并未能全面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方面面。此外，除了双桥区、垫江县、梁平县、綦江县、黔江区、巫山县等有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外，其他县区没能及时颁布任何相应的政策法规，使保护缺乏了具体和详细的法定保护与支持。
从业人员
文物机构的管理状况如何往往与从业人员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
2001年文物从业人员有1 200人，虽然2002年到2004年有了小幅的减少，但在2005年到2006年又逐渐增长，达到了1 295人，与2001年相比，增长率为7.9％，这必将对我市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我市的文物从业人员在总体数量上呈上升趋势，可是各地区的文物从业人员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地区的文物从业人员十分充足。比如，丰都县的文物从业人员2002年只有3人，可是到了2007年已经增加到了40人，但城口县的文物从业人员只有4人，开县和石柱县的正式文物从业人员只有3人，而双桥区的文物从业人员只有一名兼职人员。
经营管理
业务活动是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焕发生机，是否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市的业务活动从2001年到2004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在2004年达到124个，增长幅度达30％。
文物陈列和文物展览是业务活动的两项重要内容。通过分类陈列，可以使文物更加系统有序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高水平、高质量的陈列可以提高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同时让人们在观赏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从2001年到2006年，我市文物展览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到2006年快速增长，由136个一跃成为425个。各地积极举办文物展览，扩大了对文物的宣传和介绍，将它丰富的价值和深厚的底蕴展现给广大的民 众。
我们在合理利用和开发现有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举办展览和博物馆的对外开放等形式来筹集资金。从2001年到2006年的总收入是呈上升趋势的。除了2004年较之2003年有所下降之外，其他几年总收入是保持向上的，2006年比2001年翻了一番多。2004年的收入有所下降主要是跟三峡库区的建设有关，这一年二期水位即将到来，相关的文物处于搬迁阶段，没有对外开放。2005年和2006年有大的提高是因为库区搬迁后渐趋正常化。
在文物保护管理的收入中，门票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来源之一。我市门票收入的逐年增加说明我们政府在宣传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上加大了力度，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参观访问，市民的意识也进一步得到加强。2006年门票收入是5 299万元，比2001年的2 285万元要高出两倍多，这充分说明了我市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上的成绩是突出的，增长趋势是合理的。
文物保护资金投入
我市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资金问题，在整个财政预算中都预算了文物保护维修专项款。我市的文物保护项目总预算2003年最高达2 689万元，2004年急剧下降到1 465万元，到2006年又回升到1 936万元。这表明市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地调整文物保护的项目总预算。2003年文物保护的项目总预算最高，是因为当年我市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在馆场建设，库区抢救性发掘等方面需大量注入资金，确保文物的正常搬迁和重新安置。
我市在资金预算方面主要是通过专项款的补助和其他方面的相关收入进行的，我市文物保护的专项补助在2003年到2006年这4年里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2004年下降到97万元，2005和2006年又大幅度上升，到2006年就上升到了712万元。2004年的大降幅是因为文物的专项补助资金短缺，周转缓慢，以至原额补助资金迟迟不能落实到位。国家专项补助经费的分配和使用，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坚持“突出重点、专款专用、加强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挤占和挪用。2005年在市政府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下，文物保护的专项补助终于大幅上升，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划拨上，我市一些区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重视。从2004年起，巴南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5万元用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5年，区、镇两级政府拔出专款160万元修建了接龙民间艺术广场。接龙镇、木洞镇政府也千方百计拔出专款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2004年至今，区、镇两级财政在财力并不宽余的情况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设工作共投入经费近500万元。
万盛区为抢救巴渝优秀民间艺术“金桥吹打”，从2001年起，区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10万元，文化主管部门投入3万元，金桥镇投入2万元，社会单位捐资1万元，用于对金桥吹打乐的曲牌普查、挖掘、保护工作。璧山县2004年以来，县财政投入10万元成功申报“璧山大傩舞”为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投入5万元申报“渝西薅秧歌”为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申报中）。此外，渝北区、巫山县、云阳县、潼南县等区县也相继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
可是，投入不足、经费短缺，仍然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一些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命运坎坷。据相关调查，部分区县，特别是贫困区县，因经费不足，无法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市共有13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按照5年保护规划，每个项目每年需投入保护经费30万~40万元，13个项目每年共需保护经费390万~420万元，而重庆市2006年所投入的保护工作费用仅为100万元。
在本次调研过程中，本调研小组抽样调查了一些区县的经费投入情况。例如，开县在2006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县财政仅给予了1万元的工作经费，使普查工作连一些基本的设施设备都无法购置，更别说对民间艺术重点项目、重点作者的重点作品的征集，使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难以正常开展，难以实行有效保护。
合川区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投入专项资金1 090万元（其中钓鱼城500万元，涞滩590万元），文物维修资金50万元，共计1 140万元，可是自2005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只投入了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虽对架香童子舞、川剧、曲剧、川剧脸谱、桃片制作艺术、雕塑、民间传说、民间根雕艺术、民间狮舞、峡砚等12项进行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但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投资相比相差太大。
问题及对策
通过此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调查小组的多方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我市近几年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总体状况是良好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当然，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其中关键就是亟待解决“继承和发展不够、挖掘不够、投入不够、宣传不够”的问题。
从“被动”到“主动”
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如何与政府的管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的支持既有资金上的，又有意识上的。可是，有些地区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上还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抗战文化遗址的产权、文物的管理权和开发经营权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是制约重庆抗战文化资源利用的重要体制因素。我们应该明确责任权限，统一管理部门，这些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足够重视，尽量完善我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
政府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并按照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很明显，对于不同等级的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也应有所区别。对于高级别遗产，应向上集权；对于低级别遗产（尤其是具有遗产要素的土地资源），应向下放权。
单一的政府管理体制，无法管理各级文化遗产，也管理不好它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往往需要许多部门间的大力协作，以此来探索多元化的保护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发挥文化系统、社会团体和学校以及社会各界的作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另外，我市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时，宣传和执行的力度不够大，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未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事，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和办法。而且，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还缺乏专门的法规和措施，对已有的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
基于以上情况，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发展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杜绝各种漏洞出现；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时，应征求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使制定出的政策法规能尽量完善，以便有效地推动我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且政府还应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严格督促各地相应法规政策的执行，做得好的地区予以奖励，做得不好的地区予以批评，还要在各地区成立相应的人员监督机构。
最后，对法律法规还应该加大力度宣传，通过制度约束的深植人心，使保障由被动保护到主动开发。2005年前重庆各区县很少组织活动，据统计只有万盛区、璧山县、巴南区等几个区县搞过演出宣传或艺术比赛。而2005年后此类活动就大幅度提高，仅2006年巴南区国庆期间接龙吹打乐、木洞山歌应邀到洪崖洞、湖广会馆同台演出就达28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欢迎。这些举措不仅日渐深化非物资文化遗产的宣传内涵，而且让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贡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普查申遗
近些年来，我市不断加强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普查工作，各区县都不同规模地进行了多次普查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人员缺乏、经费不足、时间仓促等多方面的原因，一些区县的普查工作很难深入展开，从而导致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资源隐藏在民间而难以被发现，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一些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化资源无人问津而面临消亡的危险。而一些积极开展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地区，也并不完全是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工作着眼，而更注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申遗”。在这股看似热闹实则虚华的热潮中，申遗成为一些人追求政绩的手段，丰厚的经济回报使人们趋之若鹜，认为只要打上什么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就是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从而赢得高额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这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和现象。
资金投入
总体来看，我市在资金的投入方面体现出总的资金投入不足和资金的分布不均。特别是在一些区县，近几年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名存实亡，导致一些极具价值的遗产老化严重，毁损严重，没有专门的库房，一些保护点的房屋经年失修，导致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在资金的分布上，主城区和经济稍发达的区县资金投入相对充足，在保护力度上也超出其他地区。
各个区县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相差非常大，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极不均衡，一些极具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得不到相应的保护而消亡。另外，由于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这些地区在发掘和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整体水平低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够，从而将一些极具价值的遗产忽略掉。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金投入的分配上，也十分不平衡。有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甚至到了必须通过拉赞助来开展工作，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为了能够有效地保护好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市各级政府应该加大资金的投入，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好资金。在今后考虑资金的投入上应该做到统分结合，市政府可以根据当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实行统一预算，统一支配，并结合当地政府的财政情况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数量和等级分别进行投入，政府与地方结合，保证资金的合理运用和有效运用。
这个过程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对经济条件稍差的地区的资金投入，保证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另外，政府可考虑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项资金，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资金补助额度和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法律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通常是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款项数额巨大，同时要以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投资，制定各类相关政策为文化保护提供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等，使资金得到有效保障。而且，资金应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安排，专项专用，保证资金的落实到位。主要可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机构建设、设备购置，保护工作的调研、重点保护项目的普查论证，出版系列文化遗产丛书，珍贵资料与实物的征集和收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等等。
文化遗产应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项目
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虽然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但遗产可以统一规划，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进行保护性开发。现有的重庆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大多是由各级政府投资修复，但财政经费有限，难以筹措大量资金用于这些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这就需要我们突破思想上的束缚，突破管理体制的单一，突破运行模式上的制约，一方面争取中央相关部门专项经费，一方面多渠道融资，鼓励产权单位、知名企业、个人等参与到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中来。
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进行资源的开发，还要发掘被忽视的具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做好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将重庆的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项目推广出去，提高人们对于文化旅游的关注度，促进重庆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文化遗产与文化安全密切相关，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积累性和继承性的特点，但也需要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加强自身的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这就要求充分揭示本土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特征和风貌，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我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一定要适度，不可开发不足更不能开发过度。在开发的过程中，仍然要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为主，不能为了开发而开发，如果开发过度使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那么将会得不偿失。开发的过程中，政府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商业与旅游部门积极配合，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产生经济效益，以便能够使其长期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之路
1、赋予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以新的产业形态
重庆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可以借鉴上海。
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分为5类。第一类比较严格，要求对建筑原有的立面、结构体系、平面布局 和内部装饰不得改变，以下各类宽松一些，到第五类只要求建筑在保持具有历史信息特征的部件下，允许对其他部分作改动等等，说明“保护”的含意是比较宽广的。上海“新天地广场”把基地上多数建筑的风貌保存了下来，用作旅游、商业、办公、居住、餐饮娱乐等新用途，并成功与有效地传递了上海石库门里弄文化。里弄建筑的价值除了建筑本身之外，有里弄所形成的良好的社区感、邻里感，融洽的居住氛围以及衍生的文化价值，里弄文化更是上海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保护建筑的有形层面的同时，还要保护里弄的生活形态、文化生态、场所精神等无形层面。
假如我们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加上两个层次，即以保护为主的保护性开发与以开发为主的开发性保护的话，“新天地广场”属于开发性保护的成功实例，实现了“三赢”（即房产商获得投资回报的同时，又保护了城市的历史风貌，维护了普通居民的切身利益）的目标。
回到重庆。重庆的洪崖洞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旁，拥有2 300多年的历史。重庆的“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也属于此类开发性保护项目。这个项目是2005年重庆市政府“八大民心工程”之一，总面积4.6万平方米，是“重庆市重点景观工程”和“AAA级重点旅游项目工程”。重庆市政府和渝中区政府将把这里建成“巴渝民俗风情集镇”，使之成为主城区最佳的工艺品展销中心。再如，据重庆市文化局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上起黄桷渡下至王家沱，尤其是在上新街码头，存在着大批的“开埠遗址”。法国水师兵营、英国海军俱乐部、美国使馆酒吧、安达森洋行、鸡冠石法国教堂，一幢幢别具风格的西式建筑点缀在南岸区滨江路沿线的小山丘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专家称这里是“重庆的外滩”。这些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建筑，是重庆历史的见证，与上海新天地的原始状态极其类似。但是，这些古建筑在经历百年风雨之后，或被拆除，或已成为危房，对其进行保护开发迫在眉睫。
2、构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物质形态建设的和谐关系
文物管理机构的权力十分有限，很多珍贵的文化资源因为城市建设而遭到破坏，但文物部门却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办法加以制止。比如目前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仍存在种种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失管失修的情况严重，而且自然风化和人为毁损仍在加速。
在原址建馆，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惯例。以现有的文化遗存为支撑，处理好城市规划的传承和延续，让重庆人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精神时空里。只有整旧如初，而不是整旧如旧或整旧如新，才能显示其厚重真实的历史感，才有持久不衰的文化魅力与旅游回报。
3、根据文化遗产资源类型进行多元化市场尝试
改革运行模式，引导已开发和正开发的遗产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逐步实现其经济价值，将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例如我市将打造十大工艺美术基地，从而使精美工艺美术品与市场对接，实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这十大基地有铜梁龙灯基地、荣昌陶都基地、荣昌折扇基地、主城漆器基地、城口漆器基地、梁平竹制品基地、北碚玻璃刻花基地、万州工艺木梳基地、重庆刺绣基地、大足石雕基地，同时在市内外的旅游景点大力兴建工艺品市场，构建工艺品走向市场的桥梁，解决创作与营销脱节的问题，力争到2012年，工艺品行业实现销售产值达100亿元。
4、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本性与影像化生存
现代影像媒介兼具艺术与传媒的双重身份，是保存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应努力实现话语权的双向契合、编码层的紧密缝合以及注意力资源的有效整合。像川江号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地被动保护是保护不下来的，必须要挖掘出它们的自生力，把它们和商业进行有效结合。产生川江号子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川江号子已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因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渐变的表现形式实现持续传承。我们可以对川江号子整合包装，保留老船工的原生态歌喉，请知名导演将川江号子打造为集音乐、歌舞、现代舞台技术为一体的大型实景演出，或拍成短片，吸引一部分游客。这样可以解决资金回收的问题，还可以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但在影像转化中要注意本体性危机的问题。
结语
今后5年内，重庆要实现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文化中心”的目标，保护发展好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重要的途径，这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和软实力，充分挖掘利用其内涵，对重庆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一个城市不能被代替的个性内容，就在她的历史遗存之中。一旦失去了历史遗存，与历史中断，就会因看不清自己的性格轮廓而陷入迷茫，只有不断去发现、确认、抢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从历史走向未来。
